摘要：举报，只有指向一种公认的罪恶时，它才是正当和正义的，才会得到普遍支持。当一种举报与普通人可以理解的需求为敌，将普通人卑微的诉求当成大战的风车时，就失去了正义性。政策的初衷，也绝不是制造这样的对立与冲突，这也是政策需要反思的关键。举报者觉得很正义，补课的家长同样觉得很正义，这种“正义的冲突”很意味深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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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举报杭州家长补课、让杭州新东方停课的网红，可能没有想到，他本以为正义凛然、有政策强力支撑的举报，会遭遇如此大的反对。据《电商报》报道，这位网红的直播带货被骂停，也被部分商家拉入黑名单。有网民在评论区说：夜路走多了，小心流量有了，后路却没了。自诩正义的举报，却踢到了家长的钢板上。

这位网红的这些言论也引起很大争议，他说：当年补课或许能考上更好的学校，线索是一位家长提供给他的，她家小孩没有补课，但是班上其他孩子补课，她就不爽。他说他会火力全开，会出钱让更多人去干（举报补课）。

有人特别反感这句话：我没补课，别人也别想补课——很多人以此戏仿说：我不努力了，别人也别想努力；我过得不好，别人也别想过好；我没有伞被淋雨了，就把别人的伞也撕碎。——平心而论，这些戏仿并不公平，毕竟，努力是受到鼓励的，而“补课”在当下的政策语境中，是受到排斥的，两者并不可比。

再平心而论，这句话也并非没有道理，我没补课，别人也别想补课。我响应和遵守了相关政策规定，没有去补课，而有些人则不把这种规定放在眼里，去补课了，这是不是对我就不公平了？在应试带来的焦虑和内卷中，这种“我没补课别人却在补课”的不公感焦虑感，很可以理解。凭我们我停下来了，别人却不停？之所以要一刀切，一二三大家都停，可能就是想打破这种“总觉得不补课就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内卷困境。

这位网红之所以敢于公开、高调地反补课、举报补课，可能就是源于这种正义自信：政策要求不补课，有人偷偷补课，遵守规定者的利益受到了侵犯。客观地看，反补课之所以在民间有相当的民意基础，也源于这种公众心态。

举报者觉得自己很正义，而且是那种上得了台面、见得了阳光、有民意基础的正义，对于受到家长抵制感到很委屈。而厌恶举报的人们觉得自己更正义，我自己花钱给孩子补课怎么了，孩子要求上进、爱学习有什么错呢，大好的假期时光，接受知识熏陶不比玩游戏强很多吗？你自己不补课凭什么让别人不补课？这种声音似乎更加理直气壮，那位网红踢到了这块望子成龙的民意钢板上。

所以，撇开舆论交锋的口水泡沫，深层次地看，这场交锋其实不是发生在补课家长与网红之间，不是举报与“反对举报”的冲突，而是长期以来民间社会补课与反补课两种态度的不可调和，此次在这种情形下正面硬刚。此次已经发生过多次碰撞和冲突，比如多年前有一位新闻人物，叫“反补课英雄肖兵”，作为高中教师，因公开反对补课而受到舆论关注，有些学生还成立了所谓的“反补课聪联盟”。——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是一个网红，而且是公开举报的方式，将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上。

举报者觉得很正义，补课的家长同样觉得很正义，这种“正义的冲突”很意味深长。仔细分析，两种正义观所包含的诉求是不一样的。举报者的正义观，是把政策和规定当作评判标准：既然政策规定了不能有学科培训，不能有这方面的补课，那么家长和机构就应该遵守，违反规定是不允许的，违反规定者是对规定和守规者的冒犯，不能反让遵守规定者“吃亏”，所以举报是正义的。

而补课的家长则认为，政策和规定本身有很大的争议性，侵犯了孩子补课的权利，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是更大的公平、更高的规则、更优先的正义。政策规定本身在正当性上存在问题，以一个受到很大争议的规定为依据去举报，是不正义的。补课到底侵犯谁的利益了呢？举报除了“政策正确”外，悖离了其他正确，如法律正确、道义正确、权利正确，政策本身要置于更多规则的天平上去衡量。不去反思政策的问题，以举报的“政策正确”手段去泯灭正当的学习需求，有什么正义可言？

我的观点是，当举报者与补课者形成这种冲突时，都自诩正义时，既有的政策规定确实需要反思了！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引用过一个观点：一种制度安排越是发达，它的价值越是富于伸缩性，也就越是能够调剂民众间相互冲突的欲望。既有的规定并没有很好地调剂这种冲突，而让举报者与补课家长形成了新的冲突。你说补课也好，接受更好的教育也罢，这可能是刚性需求。中考有分流，高考是独木桥，竞争无法避免，这是根本的指挥棒。一纸禁令，回避了需求之刚。怎么办？举报与反举报的矛盾又不可调和。

我并不喜欢补课，但对补课需求很是理解，评论区这些声音，可能值得倾听和深思：

“如果补课能把孩子补傻，那么不补课的家长应该偷着乐啊，为啥不爽？”

“举报，用义正辞严的方法踩踏别人的人生，只能用脏字回敬他。你惩什么恶呢？老师家长算也算恶吗，老师也只是想找份活干教书育人，家长孩子只是想有更好的未来。”

“不让补课，其实断掉的是普通家庭和寒门的出路，富人都是上门一对一家教，稍微有钱的咬咬牙花比以前多几倍的钱悄悄上小课，你根本无法管，只有没钱的干着急。”

“这种举报，只不过是抬高了普通家庭的补课成本而已，因为需求存在，而且是刚需，而且是理直气壮的、正常人都理解的需求，举报损人不利己”

举报，只有指向一种公认的罪恶时，它才是正当和正义的，才会得到普遍支持。当一种举报与普通人可以理解的需求为敌，将普通人卑微的诉求当成大战的风车时，就失去了正义性。政策的初衷，也绝不是制造这样的对立与冲突，这也是政策需要反思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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